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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地税也是直接取消，周琅鼓励商贸，怎么可能对开办商铺征税。不过要求商人申报执照，登基经营门类等。但这依然只是参考意义，因为商人比普通人更灵活，主营业务变动很大。

    所以老税种基本取消，按照周琅在东港制定的按照店铺门脸长度纳税的办法，可以说只保留了店铺税一项，但在征收方式上，也不是以发放执照类的授权税形势，而是以店铺重要的功能性标志，门脸大小来征税。

    而且取消了之前在福建推出来的根据经营门类执行不同税率的办法，因为周琅发现执行上的难度让商人和税官都不舒服。

    税官报告，经常有商人不按照自己的经营门类经营，一个卖粮食的，有可能代售布匹；一个卖盐的，有可能代销糖。这产生了大量的纠纷，商人会控告侵入自己领域的其他商人，税官因为对方乱改经营业务，想进行罚款，而对方可能不服。

    那些经常性变动经营业务的商人自己也感到委屈，他们做买卖的哪能被限制死了，谁不是什么生意好做做什么，明明今年丝绸生意不好做，还不许人做点蔗糖生意周转一下了。

    周琅也不知道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因为商业发展的专业化程度不够，商人无法在一个细分市场中取得别人无法替代的技术优势，从而不愿意固定在一个行业，还是说商业自身不够发达，一个细分市场无法支撑一定数量的商人常年坚守。或者是中国商人自身喜好投机，或者思维更加跳脱，只愿意追逐做好的生意，而不肯深挖专业市场。

    总之既然商人觉得政策对他们的经营产生了影响，那么就改。

    本着极简主义的原则，周琅取消任何对经营做限制的措施，你爱干什么干什么，既然不控制经营门类了，也就无法区分税率，依然只能按照门大小征收店铺税。至于说专业化程度不够之类的道理，周琅才不管呢，商业原则永远只有成本和效率之分。

    西方人倒是专业，渔民捕捞都按照规定的授权进行，捕捞鲤鱼的捞上来鲟鱼就得扔掉。监管也十分严格，可英国曾出现过一个渔民被四个不同部门的管理人员监管的事情，而且因为该地区就只有这一个渔民了，导致四个政府官员唯一的工作，就是从不同角度管理这一个渔民。这专业是够了，可成本和效率都太夸张了。

    周琅打算按照商业的原则来重构中国社会，在民政上现在还做不到，那么至少在商业管理上，是不是可以常识一下呢。

    强调成本和效率的商业法则，最终发展的就是这种极简主义行政风格，香港的简单税制中，就只有三种税，企业利得税、个人薪俸税和物业税。一个是针对企业盈利征税，一个是向个人收入征税，另一个算是地产税了。但在没有一个系统的监管体系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对企业盈利进行监督，周琅现在如果征收盈利税，估计每个商人都说自己在赔钱；如果征收个人所得税，恐怕人人都试图隐瞒自己的收入；物业税，城里的百姓已经很穷了，还向他们的房子征税，那是要出事的。到了21世纪，一旦有人提出开征房产税，都一大堆反对的。

    所以商业税中，就一个店铺税，简单到极致。那么对商业的限制，肯定也小到了极致。

    但周琅崇尚极简主义，推行简单税制，不代表他的税收体系就粗陋，相反，税制上简单的同时，管理上很完善。这是相辅相成的，以为税制上简单，所以更具备可操作性，所以才能做到管理上完善。否则以目前的人力和素质，必定处处是漏洞，给貪官以机会，给商人以麻烦，最终只会影响到商业的发展。

    而且周琅在总的税种上，也比清朝征收的税种要多得多，因为满清在许多行业不征税，而周琅都开征了，比如门类繁多的手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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