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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每年万人左右的流放目的地从大东洲转向漠北很容易，这是政策上的调整。但燕国大多数流放人口，其实并不适合流放到漠北，因为他们可能没有在漠北的生存能力。

    流放人口的生存当然也要考虑在内，不能说流放了就不管不顾了，那是早期的做法，现在人道多了。流放的目的，是震慑和惩罚，可作为政治家，还希望流放人口能够发挥作用，能起到建设作用。

    燕国的流放人口，大多数是偶发的罪犯，以斗伤人命，谋杀未遂为主。谋反作乱极少，哪怕因为跟宋国的战争，导致社会动荡，犯罪率上升，依然保持了这样的特点。因为吞并的宋国江北土地上，人口压力也比江南小的多，不具备农民起义的条件。

    这些偶发犯罪，城市乡村都有。城市人口，显然不适合流放去漠北。一般他们都被流放到十二都地区，由十二都的官府决定是否将他们发往印加山脉东部的平原。大多数有技能的罪犯都会被十二都留下，所以十二都地区的城市人口比例很大，商业是第一产业。

    綦业是想往漠北输送可以垦荒的农民，让他们留在哪里，填补空间。因此农民起义这样的流放人口反而十分合适，只可惜本国农村起义不起来。

    燕国农村，在文化上跟宋国一脉相承，也有宗族，也有村落。但在生产上明显不同，由于北方牲口价格低廉，黄河流域的大平原地区甚至都不在养殖牛马这样的大牲口，因为草原上的牲口价格更低。黄河平原就是大农业为主，使用牛耕马耕。过剩的人口，大量涌入城市，留在乡村的，则投入劳动密集型的养殖业，养的不是牛马，而是鸡鸭、猪羊这样的家禽和家畜。

    所以即便燕国农村的罪犯，流放到漠北也不一定容易生存。

    但燕国跟宋国不同的是，更加的帝国化，文化十分多样，比如拥有浓厚的边地文化。长城以北的边疆地区，有数百万边民族群，这些边民的生活习惯和生产方式，就能很好的适应漠北的环境。

    燕国边地，主要由四部分构成。最西边是西夏地区，不管是党项人还是汉人，都是沿着黄河进行的半耕半牧族群，吞并西夏国之后，这里就成为大燕帝国最大的边地，拥有三百万人口，之前西夏经历过仁宗几十年的治理，人口兴盛，已经进入过剩阶段，出现了大量无地阶层，不管是党项人还是汉人，都分化出了赤贫族群。仁孝皇帝被汉人权臣任得敬篡位后，整个西夏被大燕吞并，发生了一些党项权贵叛乱也被轻易镇压，这些年这里一直比较安定，虽然治安比内地较差，但大规模的叛乱并没有发生。因为大燕国出于笼络西夏权贵，任得敬之类的西夏权臣，全都被封为藩镇一样的豪族。

    大量赤贫的西夏人，为地主种地、放牧，生活十分困窘。綦业在西夏出台政策，鼓励无地的西夏人北迁，一户给予五万亩草场，三千亩农田。

    此举立刻吸引了数以万计的赤贫西夏人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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