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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内外因的双重作用之下，传统帮会退出公开活动之速度，比任何朝代的围剿都要快，来自帮会势力自己心灵中那种登堂入室的渴望，远胜过任何政治力量的打压。

    新的帮会放弃了帮会之名，他们转而加入了商会，以工厂主、商人的身份加入各种商业行会。

    然后城市政治斗争中的双方，就成了工会和商会。双方根本利益诉求的不同，让他们将经营的方向放在不同的方面。商会虽然也通过同乡会等组织，拉拢劳工，但他们本身是受利润驱动的，他们对改善工人处境没有什么直接的动力。工会虽然也开始经营产业，但他们的经营产业的目的，则是出于改善劳工的状态，甚至作为吸引劳工的手段。

    这让工会始终在向商会势力渗透，他们在同乡会中发展分部。商会则拼命排挤他们，不断开除那些加入工会的工人。工会一边将这些工人安置在自己的产业总，一边组织摆工等手段，对抗商会资本家群体。

    在议会中的斗争，日益激烈，都希望出台对他们有利的政策。工会希望制定资本家随意借故劳工为非法的法律，商会则希望出台随意摆工为非法的法律，双方势成水火。

    官僚集团则使用权术，一方面不干涉两方的斗争，让他们的斗争局限在议会内部，同时严控因为摆工引起的暴力冲突。另一方面则拉拢士绅阶层，牢牢控制着大政方针。

    三方势力的都开始掌握了议会斗争的诀窍，在一个法制没有崩溃的秩序中，议会制度慢慢开始成熟。

    其中官僚集团最为成熟，他们本就具有最丰富的政治经验，老谋深算的皇帝，平衡手段玩的更是老练，在各方围绕利益斗争的时候，他成功的加强了皇权和行政权力在外交和军事领域的自由度。

    借助舆论对议会制度低效的批评大环境，终于在议会中通过了紧急条例法，规定在关乎本国和盟国国家安全的情况下，不需要经过议会批准，只需要内阁达成一致，皇帝可以直接动用军事力量。

    但这些已经无法挽回中法同盟，皇帝做出的努力是，跟法国大使进行了一次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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