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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琅道：“我很担心哪。工会做产业，很可能打不过那些资本家经营的工厂。”

    皇太子幸灾乐祸：“那样岂不更好，让他们认清自己是什么货色。”

    周琅痛斥道：“你这不是一个皇帝该有的心胸。作为皇帝，你不能有任何立场，你不是资本家的爪牙，不是官僚的后台，你是所有人的代表，工人，工会里的工人，同样是你的臣民！”

    皇太子认错：“儿臣知错了。”

    周琅之所以担忧，不是他怕工人运动，他可以做出任何妥协，大不了他卷铺盖走人，让大家共和去，他担心的是内乱。各路政治势力在工业时代无法达成平衡，势必造成反反复复的内乱。如果是一个能够成熟管理自己的工会，周琅大可以将权力让渡给他们，然后让工会势力成为平衡新时代社会结构的力量之一，可问题是他没看到工会成熟的经营，他们还很稚嫩，斗争的手段很单一，而且思想太激进。

    在中国，甚至在全世界大多数国家中，都面临这样一个困境，最敢起来反抗的，并不是最需要改变自己命运的人，而是那些最敢于反抗的人，这些人往往都是理想主义者，有理想并不是坏事，问题是将理想付诸于激进的行动，带有感情的去从事政治，往往脱离现实。法国人在这种状态下不断革命，付出的机会成本太高。德国人在这种状态下纳粹化，全世界都付出了成本。

    周琅发现，中国问题的复杂，远远超出西方国家。西方国家就一个工会，中国的工人势力就有同乡会、帮会和工会之分，而且同乡会一直依附于商会，主要是商业群体提供资金支持，帮会则江湖习气太重。工会又不够成熟，这样的政治势力很难成为平衡权力的一部分。

    其实周琅更愿意看到的是，是一个成熟稳重，并且颇具政治才华的工会领袖，他站出来跟其他势力谈判，联合同乡会和帮会，带领他们，而不是跟他们内斗。

    更复杂的还有，同乡会依附于商会，商会又是资本家的组织，结果资本家跟工人，在同乡关系下联合在了一起；帮会则跟成员之间，以江湖义气联系在了一起；他们都有自己的产业，有自己的工人，这更多类似于传统的乡村社会，地主即是乡村社会的意见领袖，又是乡村社会的资产所有者。

    现在周琅帮助工会都掌握了资产，工会组织和工会成员，即是资本家，又是劳动者，这种关系之下，能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周琅根本就预测不到，因为人类历史上没有出现过。

    让他意外的是，这种工团主义，借助中国目前的影响力，迅速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而且获得了高度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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