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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多数富农，还是靠自己的辛勤劳动致富，他们把更多的力气用到了土地上，他们翻土更勤快，他们施肥更合理，他们平时除草、浇水也更积极。

    但越是老实巴交把力气用到土地里的人，就越是不够圆滑。过去管理农村的长老们，他们更善于人情交际。于是他们告诉那些迅速沦入致贫的农民，说富农之所以富，是因为他们家分的地更肥沃，这是不公平的。好土地应该轮流分给各家，他们主张要按照村社习惯法，重新分配富农家的土地。

    富农毕竟是少数，哪里斗的过那些被险恶的长老鼓动起来的，穷极了的酒鬼、赌徒。

    于是斯佩兰斯基发现了一个现象，大量村社在分了私有土地后，反而重新回归到重新分配土地的老路子上。

    斯佩兰斯基不知道的是，他遇到了一个跟他的后备斯托雷平同样的境遇，斯托雷平在日俄战争后推行私有化，也遇到了这种情况，村社反对私有化，暴力抵制，斯托雷平就不断的绞死挑唆者，绞刑架插满了俄国的土地，绞索被称作斯托雷平的领带。

    斯佩兰斯基感到了恐惧，此时他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放弃改革，任由这些过去依附于贵族的长老们继续控制农村，让他们继续欺骗愚弄农民，让农民从过去的被贵族压迫，变成被长老压迫的时代。

    他想到了中国皇帝在农村推行的政策，一方面严厉保甲制，把农民当作潜在威胁，依靠乡村地主、豪族充当保长来维系统治。让土地集中在这些乡村权贵手中，让农民越来越变得赤贫。

    斯佩兰斯基比中国皇帝更勇敢，他向这些乡村旧势力说不。他决定支持那些富农，那些主要依靠勤劳比别人创造了更多财富的人。所以法庭宣判重新收回富农土地违法，村社无权重新分配土地。土地都是私有产权，利用受到保护。

    大量富农拿回了自己的土地，但他们在村社中处处受到排挤，被人歧视，说他们没有道德，没有同情心，贪婪，自私，只想着自己占好处，不想着大伙，这些人在村社中被孤立，有的甚至开始放弃村社中的生活，进城谋生。也有一些富农屈服了，放弃了土地的所有权，允许其他农民重新分配土地，他们自发性的回到了农奴制时代。

    这些情况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斯佩兰斯基无可奈何，他不可能给每个人都选择道路。他此时很害怕，他不是怕死，他年纪已经不小了，死已经不再是一件值得畏惧的事情，他害怕的是他一死，这些政策恐怕就废弃了。

    他想到了跟中国皇帝无数次讨论过农奴制改革的问题，中国的农奴制改革，恐怕得推及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废除了公有的井田，土地开始私有化。

    书中记录不够详细，但也有所记述，变法的时候，商鞅杀了很多人，那些人恐怕也就是现如今的长老所代表的反对者吧。

    商鞅后来也死了，死得很惨，但他的改革成功了。斯佩兰斯基觉得，他将来恐怕也会不得好死，他得罪了太多人，得罪了权贵阶层，现在连长老都得罪了，也间接的得罪了绝大多数对私有化还不习惯的普通农民。

    他选择迎难而上挑战旧秩序，但他需要找对方法。他想到了中国皇帝的分析，皇帝认为，商鞅变法能够成功，不仅仅是顺应时代潮流，增强了国力。所有的改革，都是顺应潮流的，都是为了增强国力，很多改革期间确实积累了强大的国力，但最后都失败了。原因并不是改革的初衷够不够好，改革的方式平和或者激进，而是改革后有没有形成一个既得利益集团。

    这是很黑暗的，良好的改革愿望，到最后竟然还是需要利益阶层来维护。理想主义者的道路，需要现实主义者走下去。真是讽刺！

    可这就是现实，商鞅变法培养起了一个军功授爵的新权贵阶层，旧的王室公卿不再是一个垄断的统治阶层，被新的官僚集团取代，官僚集团统治自耕农的模式，取代了权贵统治农奴的模式。最后能否成功，决定的不是自耕农的意愿，也不是农奴的意愿，而是官僚集团是否能压制住权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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