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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宗教势力完全不受奥斯曼帝国苏丹的控制，他们号召自己的信徒讨伐满清，因此总有小股的狂热信徒度过边界来满清境内骚扰；满清境内的民族，则响应来自对岸的宗教首领的号召，不断的渡河逃离。

    满清从开国之初，就面对一个困境，那就是他们的制度很难锁住人，所以历代都坚持严格的逃人法，对逃跑的民众施加严惩。这事实上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从游牧、游猎生产方式过渡到农耕生产方式，不是很容易就能实现的。欧洲为什么会出现农奴制，就是因为很难将游牧文化中的自由崇拜思想的民众，牢牢的固定在土地上进行生产。最典型的是俄国，俄国人一直不缺少土地，欧洲早期同样如此，因此离开地主庄园的农奴很容易就能在其他地方找到生存空间。因此需要以法律和制度，将人口固定在土地上，这样才更有利于农业的生产。

    俄国的农奴制出现的最晚，结束的也最晚，就是因为俄国的人口一直拥有一个脱离贵族庄园的现实条件。欧洲开始打破农奴制，也是因为人口比较密集，农业其实并不需要将人口固定在土地上，也可以较为便利的得到劳动力。按照经济的说法，那就是自由劳动力市场可以取代这种农奴式的劳动力来源了。同样的道理还可以解释美国的奴隶制，假如美国独立之初，就解放了奴隶那些奴隶自由流动的话，恐怕没人愿意留在地主庄园进行密集劳动，美国西部地区大片的荒地，可以为他们提供生存空间。

    这种约束自然会遇到反抗，俄国的农奴逃亡到无主的南方地区，成为农牧并重的自耕农集团，这就是鼎鼎大名的哥萨克人。满清时期，总是有包衣逃跑，这些包衣大多数都是历次破口入关，在中国北方各省俘虏的百姓；后来满清入关后，这些包衣大量逃亡回乡，顺治年间，多尔衮斥责兵部“只此数月之间，逃人己几数万”，入关后短短几个月，逃亡数万包衣，迫使满清出台了严格的“逃人法”，用法律追捕逃亡的包衣。

    康熙时候跟俄国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中，也明确规定了双方互有义务遣送对方的逃人。

    最古老的农耕民族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诞生出了自己的农耕文化，早就适应了农业生产，比如中国，基本上就不存在人口逃亡现象，把农民约束在土地上的，不是法律，不是官府，而是文化。是“父母在不远游”，是“鸡鸣犬吠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是亲族文化。这种文化的强势，让那些迫于生计不得不移民的人，往往都会在老的时候回乡，诞生出了“落叶归根”这样的恋土文化，没人愿意离开祖宗坟茔所在的故乡在外漂泊，哪怕死后都会觉得是孤魂野鬼。

    这一套文化不是短时间内形成的，而是需要数以千年计算的历史来慢慢酝酿的，整个人类历史上，恐怕也就只有两个民族形成了极为强烈的家乡观念，一个是中国的汉民族，一个是犹太民族，中国人是死后都要回家安葬，犹太人是漂泊了两千年后，回到故乡建立了一个国家。

    中东地区的历史变动太过剧烈，原住民早就不知道换了多少波，因此农业技术是留下来了，但农业文化却未曾留下，至于曾经是否诞生过，则不得而知。因此统治了半个两河流域之后，满清不得不面对人口总在大量逃亡的困境。

    在面对得天下易得人心难的窘境下，满清帝国采取的办法并不多，移民实边是传统套路，继续强行迁移自己统治下的农耕族群汉八旗充实两河流域靠近边境的地区，让汉八旗的血脉越来越驳杂，现在汉八旗中最新出生的第三代、第四代人中，汉人的血脉已经下降到了三分之一以下。

    一边是将汉八旗从费尔干纳盆地和伊朗高原往两河流域迁移，一边是将原住民往伊朗高原和中亚地区迁移，可这又造成了更多的人口流失，更多人往底格里斯河那边跑。满清的统治思想还是传统的，民族观念并不强，天子把老百姓视作子民，人口多意味着力量大。历代王朝都重视发展人口，这种人口流失，不但在国力和经济上是一种失血，而且在统治道德上，也是一种失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会被人诟病为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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