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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对商人的保护比明代尤甚，类似明末各个王爷私自在各个关卡设卡征税的情况，康熙是会重罚的，惩罚的力度极大，而且越是权贵高的，惩罚措施就越大，当官的督抚以下甚至直接罢免。

    康熙还赞赏清代监察御史徐旭龄提出的，“通财货之血脉者，惟有商贾”，这样的带有重赏思想的观点。认为农业和商业应该同时发展，提出“农务兴而野无旷土，国计裕而泉货流通，豫大丰亨，洵至隆之上理也”。

    由康熙创制的对商人优待政策，后世学者称之为“扶商”“恤商”政策，康雍乾三朝大政方针都是康熙创建，后世子孙多为沿袭。

    在这些政策下，清朝的商人地位确实比明朝要高一些，不像明朝对商人做了诸多限制，比如不管多有钱，也不能穿绫罗绸缎，只能跟衙门里的胥吏、青楼里的归公这样的贱籍一样，穿皂色的衣服，材质只能是麻布。还有商人不能坐轿，住房不能高过普通百姓家，子弟不能参加科举等等。

    这些限制到明末渐渐就取消了，甚至朝廷为了照顾富甲天下的盐商，还特意开了商科，专门让这些商人子弟去考取功名，录取率比普通科举要高的多。

    清朝对商人的政策，明显比朱元璋制定的那些政策还要宽厚和优待，一来清承明制，继承了明末的这些措施，二来游牧民族比农耕民族普遍更重视商业，元朝蒙古人同样不抑商，商人在蒙元时期地位不受歧视。

    王辅茞之所以用明朝的例子来反对周琅广泛征收商税，而不是用满清的政策来反对，主要是立场问题，他现在已经站在反清的立场上了，自然就不能用满清的政策来立论。

    上次王辅茞反对之后不久，周琅缴获了福州府的贪腐贼赃，财政危机一时有所缓解，加上还没有控制整个福建，所以开征商税一事不了了之。

    这次财政危机再次出现，周琅又一次提出广征商税的建议，王辅茞依然反对，但他也清楚扩军后的财政压力，所以他提出了他的解决的方案。

    王辅茞的方案，是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解决财政问题的传统方案，他建议周琅对盐铁等物实行专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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